这时，我才明白，为什么那几个艺术家说死也不敢来。看来，他们的“讲究”是在这礼上呀！
送完了礼金，本以为可以轻松走人了。哪知道这卧地沟有个讲究：凡是婚丧嫁娶的事情，只要客人送了礼金，主人必须得安排吃饭才行。否则，就让人家笑话不懂礼数。
再加上红英一个劲儿地帮腔，说我这记者来一次卧地沟不容易，要我好好了解一下这儿的困难，将来有机会好向市领导建言：早点儿改造棚户区，改善这儿的居住条件。
她还要主动提出，要亲自陪我考察棚户区情况，我谢绝了。一个人微言轻的记者，既拉不来项目，又借不来贷款，有什么资格在这儿“装大”？
北辽这个地方，别看同是记者，因为位置不同，职务含金量就大不相同。小小的文艺部记者，别说不敢同电视台、电台、官方网站这些主流媒体的记者同日而语。
就连报社内部政教部、经济部这样的部门也强我们百倍。经济部一个记者，一年可以为报社拉来几百万的广告费用。
而我们这个文艺部，一年社里总拨款不足十万，除去人吃马喂，连买资料室书都要去借钱。平时吃饭请客，都是自己掏腰包，别人当记者是吃公家的。
我这副主任是公家吃我的。就这种赔本的官，报社新上任的那个小王八犊子一年还要敲打你几次，什么“政绩不突出”啦；“版面没有特色”呀；“缺乏开拓精神”云云。
嘿！我这种溜边儿的小角色，遇事都要躲三分。对棚户区改造这种大事，哪儿能插上嘴？
但是，这话只可以憋在心里，讲出来就犯毛病。对于一个社区干部的话，你听着就是了。
在她的眼里，市报社的记者都算是能够接触上层领导的无冕之王，说出话来应该有份量。于是，我嗯嗯啊啊的答应着，就像真的工作在市长书记身边一样。
不过，我倒是仔细地考察了一下周萍家。她家的房子不足9平方米，老少三辈挤在一齐，周萍的小屋子实际上是个小仓库。
姑娘长大了，不便同爸爸住一起。只好搬出来在这儿凑和。奇怪的是，她奶奶放灵床的那个小棚厦子里，墙壁四面透风，只塞了几把稻草挡风。
天气已经是初春，棚厦里冷得要命，四壁墙上冻得都是冰渣子。我摸了摸放在窗台的一颗白菜，冻得硬梆梆的，像块石头。
我问红英：晚上，这里面的温度如何？“也就是零下20度吧！”她说。我怀疑她夸大。她说，差不多。
因为她昨晚误将一颗白菜放进了冰箱，结果，零下20度的低温把那颗白菜冻成了一块冰砣。听了她的话，我心里不由地激凌地打了个冷战。
原来，我以为周老太太不过是一次“假死”；或者就是一次病重后的严重休克，所谓炸尸，不过在某种刺激下又恢复了知觉。
